考古中国新发现,终于破解古之淮夷的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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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研究中，淮夷人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存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与淮夷之间的联系，伴随着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夏王朝的建立，商王朝的覆灭，西周王朝的建立，淮夷都在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破解并确立淮夷人的具体地理位置与范围，对中华文化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顺利开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中，“淮夷”与“淮”伴随着整个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

《竹书纪年》：（夏王朝）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二年，征风及黄夷。

（西周周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周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

（周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皞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

《尚书》：（《夏书》）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周书·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周书·蔡仲之命》）〖成王政〗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

（《周书·周官》）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周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

《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

《左传》：（僖公十三年）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

（僖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二月会于淮，谋郐，且东略也。

（僖公十七年）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

（襄公三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子执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

（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

（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緍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昭公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

（昭公二十七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

（定公四年）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

从以上众多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淮夷的存在伴随了整个夏、商、周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历料中我们也可以感到，淮夷似乎是一个与夏王朝、西周王朝统治对立的独立势力，并立与夏王朝、西周王朝。

在殷代六百年间，殷人对外战争频繁，但是很少有殷人向淮河流域进行战争的记载，说明“淮夷”与殷人的关系一度和睦融洽。殷墟甲骨卜辞“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记录了商王往来淮夷的美好行程。到了最后两个帝王帝乙和帝辛，他们忘记了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亲密关系，逞其暴力，“为虐于东夷”，向这里发动战争。因此，在商纣王和武王决战于牧野的时候，虽然统帅了“亿兆”夷人，但是受过残害的东夷，人心涣散，临阵溃逃，反戈一击，纣王大败，“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王朝的政权就此倒台。

商王朝倒台、西周王朝建立之际，淮夷力量在史料记载中，更显得活跃，成为周公东征的主要征服目标。随着东夷淮夷的被征服，西周王朝也开始了四十年繁荣的“成康之治”时期。从有限的先秦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商王朝与西周王朝，因与淮夷的和睦而兴盛；商王朝与西周王朝，因与淮夷的交恶而衰亡。

“夏之兴也以涂山”的《左传》记载，同样告诉中国历史，夏王朝的兴立，也是以淮夷之地的涂山为地理标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兴衰，是由一个称之为淮夷的势力所决定，淮夷决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发展。

作为一个决定中国夏商周王朝历史进程的淮夷，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力量，决定了其特殊历史贡献？在上古时期，是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让淮夷能决定了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的走向？历史上的淮夷，究竟存在于今天的什么地理位置或区域，造就了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衰？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淮夷与淮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大而言之，上古时期，淮夷是活动于淮河流域的一支地方氏族力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淮河全长约公里，分上中下游，在远古时期，显然以淮河为地区存在的氏族部落，是不可能涵盖整个淮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地区，更不可能是整个淮河流域地区。那么，淮夷部落存在的具体位置或地区，究竟位于哪里呢？这是进行中国历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只有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具体问题，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淮夷蠙珠暨鱼”（《尚书夏书》）、“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诗经·泮水》），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淮夷是一个盛产珍珠与丰富渔业资源的地方，一个盛产大型龟甲、精美象牙的地方，一个制作精美玉器与加工南方青铜器高超工艺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让夏商周王朝的王公贵族们趋之若鹜，前赴后继，据为己有。在宋朝时期出土的西周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历史：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兮甲，就是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经》采集者尹吉甫，也就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周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皞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中的“尹吉甫”和“皇父”。从铭文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王朝为了“隹我诸侯、百姓”，对淮夷人民或淮夷地区的盘剥、欺压与压榨。为了长期摄取淮夷地区的财富，西周王朝不惜驻扎“成八师”的军事力量，将东都建立在成周四方湖古城，以实现对淮夷地区的强力武力威慑。

因为西周王朝长期对淮夷人民的盘剥，淮夷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宗周，于是产生了淮夷民间诗歌《诗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来讽谏西周王公贵族们的贪得无厌。而西周的王公贵族们，却在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城头上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鼓钟齐鸣、规模宏大地欣赏着淮夷的美景美乐：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

鼓钟喈喈，淮水湝湝，忧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忧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犹。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可以想见，这样一场古代庞大的乐器齐全的大型音乐演奏，尤其是重量级的编钟音乐演奏，不是在繁荣的城邑之内，是无法完成的。这场被历史学者解读为在今天淮河之畔的零时音乐会，实为在北淝河四方湖之滨的成周古城之上的大型音乐盛典，集合了古代各种皇家经典乐器。

那么，问题来了！《诗经鼓钟》中记述的是“淮水”，而成周四方湖古城之南的是古代北肥水；今天的淮河与北淝河之间有二十公里的南北差距；今天的淮河也是公认的古代淮水。为何说《诗经鼓钟》所描绘的场景是四方湖古城与“淮水”北淝河？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

虽然今天人们约定俗成地把淮河认定为古代的“淮水”，但今天的淮河并非可以反映“淮”字的文化本义。“淮”字，从水，从隹(zhuī)。“隹”本指“鸟儿”，特指“鸟头”，引申为“高、精、尖”。“水”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顶级水”、“水至清”，本义最清的水。特指水名。金文或从“唯”，于义无别。如此看来，今天的淮河与“淮”字有着不可比拟的差别。而能与“淮”字本义对等、又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河流，只有今天的北淝河。即使今天河流普遍受到破坏污染的情况下，北淝河的水质都可以称之为“顶级水”、“水至清”、最清的水。

“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在今天宽阔淮河的任何一处，也无法还原出“淮有三洲”的历史景象，而且具有演奏宫廷音乐、目所能及的“淮之三洲”。而成周四方湖古城，北淝河，四方湖之中的东南海、中南海、西南海三座古岛，共同还原出《诗经鼓钟》中的历史地理环境情景，再现了三千年前左右，远道而来的西周王公贵族在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城头上举行大型宫廷音乐会，欣赏“淮水”北淝河四方湖的迤逦风光，追寻淑女君子的人文情怀。

如果以上只是笔者根据历史文献所研究出的关于古“淮水”的“”历史结论，还不足以证明古“淮水”即是今天的北淝河，那么，北淝河沿岸的相关地方志记载，可以更进一步证明北淝河就是古“淮水”。据民国二十年《安徽省通志》记载：“北淝河即古北淝水，旧出龙山湖”，传说四千多年前，上古夏氏曾迁居于此；据《蒙城县志》，北淝河，古称夏水、泓水、陂水；《蚌埠市志》则称北淝水，即古北淮水。北淝水等于古淮水的事实，一目了然，非笔者之臆造。

淮夷作为一个存在于夏商周历史中的氏族部落，其所依存的地域当然不会很大，能够生存于今天的整个淮河流域。以淮河的一个支流为生存空间，是其最可靠可信的历史存在。北淝河古之北淮水，才是历史上“淮夷”现实可靠之生存空间与天赋之地。

春秋末期，淮河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已为楚国、吴国所分据，在此情况下，淮夷在淮河干流已完全没有了生存空间。淮河干流已成为吴楚争霸的主战场，成为你来我往反复争夺的战场与生命线。此时，在公元前年的昭公四年夏，淮夷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诸侯国参与了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等诸侯国对伐吴国的征伐，淮夷仍然活跃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如果淮夷的活动生存地区在淮河干流，楚国与吴国两大霸主都是他们首先要兼并的对象，以占据两国之间战争的主动权。这充分证明一个事实，活跃于夏商周历史中的淮夷，其生存活动空间非淮河干流，而是淮河中游地区的支流——古北淮水，今之北淝河流域，而称之为淮夷。

“（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城父城，今之涡阳，一座位于涡河与北淝河之间的城邑。楚国将许国迁到涡阳，并将州来国最北部分的“淮北之田以益之”送给许国，为楚国腾出淮河干流的地理空间，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地域蚕食。淮河支流的涡河与北淝河两岸及其之间的地域，为古之正宗之“夷”地，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据。“淮”与“夷”之双重叠加称谓“淮夷”，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与具体空间：一个生存活动于古北淮水今之北淝河两岸、左右夏商周历史进程的古老氏族部落。

虽然，关于淮夷的历史记载早已消失于春秋末年，但是后世两次重要的淮夷地区自发农民起义，同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一次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一群由九百人组成的标准淮夷人农民起义，改变了传承两千年的贵族阶级统治，让平民阶级出生的人有机会走入最高的国家统治阶层；一次是近代兴起的、由涡河与北淝河两岸农民成立的捻军农民起义，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了最后一次标准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毫无疑问，淮夷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忽视。以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淮夷人，在中国由旧制度走向新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纣王的“王于淮往来亡灾”，周宣王命令《诗经》采集者尹吉甫的“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通过这些原始的历史记述，也向我们显示了“淮”与“南淮夷”是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中心城邑，而非广阔的整个淮河流域地区。这是破解中华文明起源与进行夏文化研究，首先要确立的历史认知。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关于“淮夷”的记述，通过多角度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结论：中国夏商周历史中的“淮”与“淮夷”，并非指今天众所周知的淮河干流，而是特指古之北淮水、今之淮河支流北淝河及其在两岸生活的古老部落。是生活在北淝河两岸的淮夷人，造就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其标志性历史遗址为北淝河之阳的四方湖古城遗址。（作者：赵辉）